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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湖地区的抗日烽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前事,警示未来。   八年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华英雄儿...

   美丽的阳澄湖,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宝贝,也给我们留下一段有血有肉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将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前事,警示未来。


  八年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华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用鲜血书写了我国人民近百年来为捍卫祖国的尊严、反对外来侵略者凌辱的斗争史中,最辉煌绚丽光彩夺目的篇章。本文拟简要回顾新四军建立阳澄湖地区敌后游击区的战斗过程;追忆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入死地抗击日寇的英雄前辈和缅怀献出生命的先烈们。
  夏珊/文

  壹

  新四军抗日
  来到阳澄湖地区

  1939年5月,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六团番号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在自茅山出发向东挺进的过程中,一路宣传团结抗日救国和收编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部队抵达无锡和吴县交界处的荡口、北桥后,很快便与活跃在这一带的以杨忠为首领的地方游击队取得联系。经会谈后杨忠部队决定接受“江抗”领导,主动配合“江抗”作战。后杨忠部队被收编为“江抗”独立支队,并由杨忠任支队司令。此后又经杨忠的联系,叶飞来到阳澄湖游击队胡肇汉的驻地吴县太平桥镇,经叶胡坦诚会谈后,胡肇汉愿接受“江抗”领导,而将所部改编为“江抗”一支队,由胡肇汉任支队司令。此前原活动在陆巷、消泾一带的另一支地方游击队周嘉禄部,也已被“江抗”另一路军收编为独立支队,由周嘉禄任支队司令。
  至此,原活跃在阳澄湖地区而各自独立行动的三支人数较众的地方游击队,已全部接受“江抗”统一领导。于是,阳澄湖地区的敌后抗日斗争的形势,终于出现了统一领导的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在这里,需说明一下“阳澄湖地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游击区,它的地域范围是指含哪些乡区?据吴县县委党史办编写的《吴县革命斗争简史》所列有的抗日战争时期,阳澄湖地区党政军组织的三个简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阳澄湖地区”作为敌后的抗日游击区,它所包括的乡区是指现在苏州市相城区的沺泾、湘城、太平、陆慕和工业园区的跨塘、唯亭(当时合称悬珠区)等湖岸乡镇,以及湖西岸的渭塘、南桥等乡区。又据苏州市委党史办编著的《苏州抗日斗争史》,也写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地方党组织为了适应斗争的形势,也作了一些调整,“为进一步发展阳澄湖地区,于3月成立中共洋澄县工作委员会(苏州县委书记兼任书记);同时建立了洋澄县,下辖消陆、辛莫、沺湘、巴城4个区。”这样,“阳澄湖地区”除辖有原吴县的阳澄湖沿岸乡镇外,常熟的辛庄、莫城和昆山的巴城等乡区,也曾一度划规中共洋澄县委领导。明确了“阳澄湖地区”敌后抗日游击范围的概念,对涉及和分析判断相关历史问题,就有据可依、有案可稽,所存有的一些争议,也就迎刃而解了。
  “江抗”组合统一了阳澄湖地区各支地方游击队后,抗日形势发展迅速喜人。然而就在这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脑戴笠组织领导的忠义救国简称“忠救军”,也在这一地区活动,并不时制造事端与“江抗”发生摩擦,以至出现严重流血事件。鉴于国难当头,抗日为首。新四军为避免“兄弟阋墙”之争再起,经过双方谈判,“江抗”主动作出让步,将主力部队全部西撤。
  对于这段历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于1956年至1957年间,领导组织编写的《新四军故事集》,有一段极为简洁的叙述:“为了避免摩擦的扩大,争取团结抗日,‘江抗’主动转移到了路西,留在路东的只有设在阳澄湖畔的一所后方医院和36个伤病员。说起来是‘后方医院’,实际上它既不是后方,也没有‘医院’,36个伤病员分散流动在阳澄湖畔的横川、心泾、陆巷、消泾、长浜、张家浜、西董家浜等村庄里养伤治疗”。经查阅史料并实地考证,上述村庄,除西董家浜尚未寻到而不知何处外,其余村庄全是现在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所属的自然村。其中的消泾是一农村小集镇,它地处原吴县与常熟、昆山三地交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江抗”办事处的驻地;同时,又是“江抗”主力部队西撤后,阳澄湖地区与外界传递革命斗争信息的中心。

  贰

  三十六颗
  革命火种点燃湖区

  “江抗”部队主力西撤时,留在阳澄湖畔村庄养伤的36个伤病员中,有新四军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六团党总支书记黄峰和“江抗”二路参谋长夏光等。根据他们的回忆,刘飞、黄峰都是在张家浜的农家养伤的。那时养伤环境艰险,医疗条件极差,幸得乡亲们的全心呵护帮助,以及医务人员的悉心护理,使伤员们度过了难关逐步康复。
  然而由于“江抗”主力部队的撤离,导致了阳澄湖敌后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恶化。日寇伪军与汉奸纠集的乌合之众,不断扫荡扰民;已接受新四军领导而将阳澄湖游击队改编为“江抗”一支队并担任支队司令的胡肇汉,在随军西撤途中借故离队潜回阳澄湖地区的原有地盘后,又招兵树旗占山为王,并暗中与地方党组织对抗;一些因受新四军除暴安民政策威慑的地痞歹徒,因“江抗”的撤离,又沉渣泛起为非作歹……
  鉴于湖区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苏州县委贯彻上级党“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争取时间,再求发展”的方针,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继续宣传和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胡肇汉重新拉起队伍后,虽打着抗日的旗号暗中却不断地与地方党政组织较劲,以至发展到公开骚扰发难。面对这一恶化的形势,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苏州县委机关曾一度从原驻地吴县太平桥镇流驻常熟的东唐市,以观事态的发展而见机行事。
  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高层领导,察觉到“江抗”西撤后这一地区局势的急速恶化,考虑到坚持东路地区敌后抗战的战略意义,经党军联席会议的研究决定:必须加强苏锡一带东路抗日斗争的领导,“用各种灰色名义与灵活游击战术”,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重建抗日武装坚持原地的敌后斗争。于是调派工作组由新四军的某团政治处主任杨浩庐带队返回东路,领导组织恢复这一地区的敌后抗战工作。杨浩庐一行抵达阳澄湖地区后,很快地就与隐蔽在张家浜等村庄养伤的刘飞、夏光等取得了联系:接着又先后会见了江南特委和苏州、常熟两县委的主要领导,传达了中国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有关重建东路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
  11月6日,中共江南特委书记张英在常熟东唐市的一座古庙里,主持召开了由苏州县委书记翁迪民、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江抗”军政干部夏光、杨浩庐等参加的决策会议。会议分析了东路抗战形势和研究了坚持东路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计划后,决定重建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简称“新江抗”),任命夏光为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峰为政治处副主任。
  “新江抗”成立之初,只有部队主力西撤时留在阳澄湖畔村庄养伤的36个伤病员中,身体已康复的干部战士10余人组成的一个特务排。为配备部队的武器,夏光司令登门去访见“江抗”主力西撤时,因病请假经批准而留在陆巷家中养病的已接受“江抗”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司令周嘉禄。经商谈后,周嘉禄同意将他寄存在友人处的1挺轻机枪和步枪10余枝,先用以武装“新江抗”的特务排。此后,“新江抗”在不断补充人员和武器装备中发展壮大,很快由1个排扩展到3个排组成的特务连。
  新四军在东路再次举起的抗日大旗,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掌握了左右湖区的敌后抗战的主动权。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之能枪口一致地对准日本侵略者。“新江抗”司令部特委任周嘉禄为参谋长;接着又联系争取了未随主力西撤的另一支地方游击队司令殷玉如带着他埋藏的机枪4挺和数十支步枪归队,从而极大地加强了“新江抗”的战斗力。而这时在阳澄湖地区又重新拉起队伍的胡肇汉,在投靠谁的问题上,仍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经“新江抗”领导的积极动员争取、晓之以民族大义,胡肇汉表示愿意归附“新江抗”后,被委任为“新江抗”副司令,而仍保持其部队的相对独立性。与此同时,“新江抗”领导又与活动在吴县的南北桥和无锡的甘露荡口一带的杨忠部队取得了联系,彼此建立了和平共处一致抗日的关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这样,“新江抗”在东路重建以主力西撤时留在阳澄湖畔村庄养伤的“36个伤病员”化身为“三十六颗革命火种”,点燃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东路地区的大地。至1940年初,组建不到3个月的“新江抗”,已发展到4个连队总兵力逾400人的武装部队。东南局和新四军高层领导联席会议所作出的“以阳澄湖为基点建立部队,以作核心,争取壮大自己”的决策,正在付诸实施。阳澄湖地区,终于又成了新四军领导的东路主要的敌后抗日游击区。  叁

  阳澄湖区三大血战

  现在苏州市相城区的阳澄湖镇,是由原吴县的沺泾、湘城两乡镇合并而成的典型水乡湖镇。它拥有阳澄湖120平方公里水域的约五分之三;湖镇77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上,散落着231个自然村。湖中自北向南蜿蜒的两条带状半岛,被湖水紧紧拥抱。
  这里,湖面视野开阔,湖光秀美如画。湖岛河港纵横水网交织交通闭塞;民风淳朴乡亲善良崇尚厚道。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都很理想,所以当年“江抗”主力部队西撤时,将不能随军行动的36个伤病员留在湖畔村庄养伤;此后,“新江抗”建立后在流动的作战中,又经常来到这里驻营休整,因而与湖镇的乡亲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
  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在阳澄湖地区与日伪军进行的大小战斗有数十次。其中,敌我双方出动参战人数最多、伤亡最大的三次大血战,都是在阳澄湖镇所属的自然村进行的。这三次大血战分别是——
  1、洋沟溇战斗:1940年2月6日,农历的春节即将来临。“新江抗”在常熟东唐市附近袭击了日伪军后,为摆脱日伪的跟踪,当晚部队200余名指战员,在夜幕中分乘农船悄悄来到阳澄湖畔的洋沟溇驻营。洋沟溇村东与阳澄湖紧相偎依,湖岸芦苇茂密杂树丛生,村西南北河塘纵横屏障处处。部队领导意想利用这里较为隐蔽的自然环境,进行战后休整并欢度春节。
  2月8日即农历大年初一,乡亲们和部队指战员们正在欢乐中喜迎新年。未料,上午10时许,驻昆山巴城的日伪军70余人,乘着伪装的渔船经阳澄湖向西岸驶来。夏光、杨浩庐闻枪声后,迅速组织部队阻击来敌。乡亲们用农船运载战士并在河道上搭架浮桥,以供子弟兵战斗的自由行动。“新江抗”在步步为营和层层阻击中,与来敌迂回周旋。随着夜幕渐渐降临,敌军不熟悉此间水网地形,不敢恋战而收兵撤退。此战,“日军除指挥官斋藤小队长被击毙外,还有10余人被击毙,20余人被打伤,敌伤亡过半。新江抗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一连指导员褚学潜等17名指战员光荣牺牲”。
  洋沟溇战斗是“新江抗”成立后与日寇进行的第一次大血战。这次战斗粉碎了日寇妄图一举消灭“新江抗”的美梦,因而极大地鼓舞了阳澄湖地区军民的抗日斗志。
  2、张家浜战斗:1940年12月12日,“新江抗”一、二支队经流动作战后,来到沺泾与湘城交界的东、西张家浜驻营休整,并计划部署围歼是年6月投靠“忠救军”后不断侵扰我军的胡肇汉部。不料军情被胡肇汉军谍获悉后,便立即派人暗中向日伪军密报。13日下午3时许,日伪纠集的联军80余人,分水陆两路前来偷袭西张家浜“新江抗”驻地。二支队司令陈捷闻哨兵鸣枪报警后,立即组织部队阻击来敌;驻东张家浜的“新江抗”一支政委刘飞指挥部队战斗,以策应二支队向东张家浜转移。支援战斗的乡亲很快用农船在河道上架起浮桥,供部队战斗行动。“新江抗”一、二支队两军胜利会合,敌我双方相持激战,直至暮色时分战斗结束。此战,“毙伤敌数十人。江抗19人英勇牺牲,张家浜群众拼死支援江抗,掩护部队转移,也有4人牺牲。”
  为了使人们永不忘却这段悲壮的历史,地方政府于1991年6月,在当年张家浜战斗的战场,辟地建园竖石刻勒“张家浜战斗纪念”碑,以供后人追思凭吊。
  3、渡船头作战:1941年3月9日晚,“新江抗”一支队悄悄流动行军到湘城镇郊西北的渡船头村宿营。军情被日伪间谍获悉后,日寇指挥部于10日下午,集结了苏州、常熟等地的日伪军200余人,分乘汽艇向渡船头进袭。“新江抗”在支队领导的统一指挥下,凭借和依托所占有的村落民房、巷口堤岸等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来敌。因敌众我寡加之火力装备对比悬殊,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艰苦。指战员凭顽强的斗志而坚守住阵地未被敌突破。至下午6时许,来敌畏惧夜战而收兵退却。此战,“共毙敌40余人,一支队(江抗)牺牲19人,伤8人”。
  阅读历史则可深知,这“三大血战”共毙伤敌百余人,我军有55位英雄血洒湖乡为国捐躯。而敌我在一个乡镇境域内进行如此惨烈的三次血战,这在东路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而这,在整个江南敌后游击区,恐怕也是少见的。

  肆

  日伪清乡我军转移

  1941年1月,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经历即将三个半年头了。四年前,国共两党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终于捐弃前嫌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然而在合作抗日的实践过程中,彼此又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了煮豆燃萁的“皖南事变”发生。而这,使新四军领导的江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走上了愈加困难艰险的历程,
  而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亚洲战争的战幕,已由入侵中南半岛诸国而拉开。它进一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程表,也早已排定。日本基于这一扩大战争的部署,急需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以策应南侵计划的实施。为此,1940年11月13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要促使汪伪政权在日本占领区内“努力发展政治力量”,以加速实施“以华制华”的战略部署;《纲要》还提出:要“彻底肃正占领区域之治安”的要求。这样就可使从中国抽调走部队后,不影响它对占领区统治的稳定。
  日本驻中国侵略军司令部,按御前会议的要求,而于1941年2月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提出了在长江下游占领区内,划片分期对抗日力量进行“围剿”的“清乡”运动。日寇与汪伪经过密谋策划,制定了一个完整周密的“清乡”方案即《治安肃清要纲》。它在战略上,从指导思想确定、宣传鼓吹造势、军需物资调集、武装军力配备等方面,都作了充分的运筹;在战术上,则采用拉网式、篦梳式的分进合击,反复篦梳等军事行动,对敌占区内的抗日武装进行定点清剿。
  7月1日,日伪对江南东路敌后游击区的“清乡”运动,全面开始。阳澄湖地区作为日伪重点“清乡”区的重点,由日伪“吴县清剿特别区公署”署长亲自坐镇渭塘,具体督办区内的“清乡”运动。日伪在湖区内构筑碉堡增设据点,形成网式封锁。在陆巷、消泾、湘城、陆慕等地设警署,分别派驻日本警备队、宪兵队和武装警察,仅在渭塘一地就驻有日寇警备队、宪兵队和伪武装警察以及绥靖队等,军警总数就达500人之众。
  新四军东路指挥部和江南特委,对日伪“清乡”运动的周密部署和疯狂的军事行动计划,在思想上估计不足,对反“清乡”斗争的艰巨复杂性认识不深。总以为日伪的“清乡”是常规的扫荡行动。因此,在制订反“清乡”的应对方针时,仍沿用了过去反扫荡的办法,与敌人周旋以坚持原地斗争保卫根据地。加之,在日伪“清乡”前,原战斗在东路的主力部队大部已转移到锡澄地区作战,留在苏虞昆太地区的只有警卫团6个连的兵力,加上各县区的地方警卫人员,总兵力尚不足千人。这支分散在各地而不集中的反“清乡”武装力量,一旦与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日伪军清剿部队交战,实在是无法掌握能左右战局的主动权了。因而在实战中,屡遭挫折伤亡惨重。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内,这支不足千人的反“清乡”武装,一下就牺牲失踪了逾400人。地方党政干部也遭受严重损失,仅县委书记、县长和区委书记、区长就牺牲10余人。面对日伪集中兵力分进合围的清剿战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困境下,部队若继续坚持在敌人“封锁圈”内进行反“清乡”斗争,实在是艰险难越,苦战难继。
  新四军军部领导注视到东路地区敌后反“清乡”斗争所面临的极为严酷的形势,而于8月14日电令六师师长谭震林:“应以分区转移应付‘清乡’为指导原则,在原地只留秘密工作同志,打埋伏,保持联系,或完全不留,俟‘清乡’过后,再转原地工作。”谭震林按军部的指示方针,部署组织战斗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相继陆续突围“封锁圈”,北渡长江撤往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后一批战斗在东路的党政军干部10余人,于10月5日由沙洲(即今张家港)双山渡江,安全抵达已设立在苏北的新四军江南办事处。东路敌后游击区的反“清乡”斗争,也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日伪残暴的“清乡”运动,使广大民众屡遭磨难浩劫。被列为重点清剿区的阳澄湖地区,是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重灾区。在这里,虽然军事上未发生重大战斗,但日伪反复的篦梳式的清剿拉网的搜查合围,使地方党政组织遭到严重损失。被捕的干部、战士、群众计有百人之多。特别是领导人民进行敌后抗日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所受到的严重破坏,更在民众的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解放前夕,阳澄湖地区的党组织,仍未能恢复和重建。同样,因出于战略的考虑,日伪“清乡”后,新四军也未重返阳澄湖地区进行敌后抗日斗争。据此可知,新四军在阳澄湖地区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始于1939年5月而终于1941年10月,历时2年零5个月。
  〖结束语〗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这段历时2年零5个月的艰苦战斗日子里,湖区父老乡亲呵护照料新四军“36个伤病员”化身为“三十六颗革命火种”英勇抗日的历史事迹演绎出文艺作品“沙家浜”的故事,歌颂了阳澄湖地区军民团结抗日的鱼水深情。无须多言,“沙家浜”是文艺作品虚构的地名。这正如《人民日报》2001年1月19日刊出的《阳澄湖在哪里?》文中所说的:“其实,作为一个文艺作品中的地名,‘沙家浜’是泛指在抗日战争时期,阳澄湖地区支持新四军英勇杀敌斗争的乡乡村村,而决不是实指某一个可‘对号入座’的具体村镇。如果不尊重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任意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牵强附会地将其‘具体化’,岂非涉造假、贪功之嫌?”
  (拙稿的引文分别采自《新四军故事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政治部编写);《吴县革命斗争简史》(中共吴县县委党史办编);《苏州抗日斗争史》(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办著);《苏州史记(近现代)》(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阳澄湖》(新华出版社出版);《苏州市志》、《吴县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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